放任貨幣升值、降稅與干預貨幣貶值、加稅

世界上各大主要工業國當中，法人稅堪稱數一數二的日本在新的民主黨政府的率領下，有可

能進行降稅－而且目標是將平均稅率降掉十個百分點。但過去日本一向以企業稅率高而聞名

，二十世紀上半名目稅率甚至逼近八成、九成（日本當時有非常繁重的從量稅），松下電器

之父松下幸之助甚至說過「我不是繳九成的稅，而是政府借重我的才能讓我幫國家賺錢，而

把其中一成給我當做我幫國家賺錢的獎勵。」這樣的話，世界上對企業課稅最重的國家竟然

考慮一次大降十個百分點，可以是說非常令人驚訝。

在戰後的日本，只要企業有才能，政府就會無所不用其極進行市場干預、讓該企業取得寡佔

的地位，並藉此發展所謂的大財閥－系列企業（即集團式的跨國大公司）。這樣的情況一直

到近代都未消失，也就是說高稅賦等於是企業對政府支付保護費，有如黑道顧地盤一般的思

維，而政府像黑道一樣幫助有繳保護費的大財團進行保護。

在大多數進出口業都接近寡佔的情況下，貨幣匯價保持低檔就成了政治人物最好的選擇。由

於進口業大致都是由大商社寡佔、可以操控國內物價，因此大商社並不在乎匯價保持低檔，

而出口產業則希望靠著政府干預的長期低檔賺取大量外匯。另一方面大財團靠著大量的政治

獻金來控制政府支出按照自己遊說的方式進行建設，這樣企業繳交的重稅等於可以產生外部

效應，在不需要提列折舊的狀況下產生有如資產一般的生產效益。

這一百多年來日本企業跟政府的關係就是如此－商社繳交重稅，換取政府干預匯價低檔與大

規模的公共支出、產業扶植。長期的低估匯價讓日本在1950~1980年代成為世界上最強的代

工國家，幾個大商社如松下、新力、東芝等等出口廠商也因為囊括世界最大量的訂單，而一

躍成為世界級大集團，日本政府為了保持日幣低檔持續大量買進美元並投資美國政府公債，

更讓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

這一切就跟今日中國沒有太大的分別，不同的地方在於日本在這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靠著

終身雇用制這種源自於日本武士的命就交給主君的社會制度，藉由企業以社會責任換取政府

扶植而避免掉中國目前最嚴重的勞工受剝削的問題。因此日本至今仍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小

、最接近均富的國家，而中國卻隨著資本主義開發的過程，因為企業並不是靠承受社會責任

來換取國家補助、而是靠賄絡舞弊勾結官員來鞏固自身權益，貧富差距因此嚴重惡化、成為

亞洲貧富差距最大的幾個國家之一。

也就是說日本企業必須負擔高稅率、超額雇用來換取政府的干預與奧援，這種有如社會主義

一般的國家體制，讓日本在泡沫經濟時代以前成為一個貧富差距惡化不明顯、低失業率、高

經濟成長率的奇蹟。但若是一直保持這樣的體制運作，日本只會永遠當西方國家的代工奴隸

－就像今日的中國一樣。

政府干預的貨幣低檔不但使像國外購買高階技術的成本昂貴、使廠商趨向於保持現有的營運

模式，另一方面還會使資金投資的偏好趨向於收益穩定、風險低（因為政府會持續干預）的

代工業，相反地收益雖高但成本不低、而且風險高的研發創業就顯得毫無吸引力。因此在那

個時期日本廠商選擇的是不斷擴充現有的生產規模更勝於成為技術與規格的領導者，而美國

跟歐盟則是持續靠著將昂貴的技術與符合規格的設備賣給日本，並且購買日本生產的廉價貨

品。

然而過低的貨幣匯價使美國跟歐洲產生嚴重的貿易赤字，雖然進口商與消費者歡欣鼓舞，但

卻讓需要跟日本競爭的中低階出口商苦不堪言、還進一步衝擊了美國市場、讓日本車跟電子

產品長驅直入，使得美國政府決議聯合主要工業國迫使日圓升值。

主要工業國迫使日圓升值的方式便是不再放任日本政府靠著干預市場釋出大量日幣換取固定

匯率，也就是歷史上相當有名的『廣場協議』。在正常的外匯需求下，日本政府可以靠著可

控制的規模釋出日幣來維持匯率低檔，雖然會大規模增加國內貨幣供給，但可以透過金融體

系將這些效果吸收到經濟體可以負荷的程度。但若是由世界各大主要工業國聯合發動政府干

預、大量購買日圓，如此一來日本央行若想維持匯價就必須以讓經濟體超載的規模大量釋出

日圓，如此一來將會使日本產生嚴重的超通膨。

一直到1985年廣場協議之前，一直以緩漲受到控制的日圓匯價，便在五大工業國聯手干預下

迫使日本政府放手升值。一路從250日圓對一美元以隔年192、152、127、的超高速上升。日

本政府可以說是從積極干預馬上轉變為完全放手。當年的日本首相並非完全受制於G5，另一

方面的考量也是希望透過提高日圓匯價讓日本人民的所得大幅度提高、並藉此淘汰完全靠著

干預匯價過活的代工廠商，迫使日本企業正視轉型的問題。

然而日本政府低估大型經濟體劇烈變動時難以駕馭產生的衍生問題、過度放任，造成了日本

1986~1990年的『泡沫經濟』。原本應該用來投資新技術、大規模升級的資金，由於政府並

沒有透過租稅獎勵或是其他形式的引導集中，很大一部分洶湧地流入房地產、股票以及海外

不動產與購併。在當時不止日本房價、地價屢創新高，日本資金甚至讓美國商用不動產也創

下天價。然而這樣放任資金炒作資產終究使日本經濟空轉了五年、終究必須因為資金潮的枯

竭而使泡沫破滅。

然後便是失落的十年－這失落的十年可以說是由過度干預馬上極端放任的不負責任政府、

只看見短期炒作利益而不見長遠投資思維的企業造成的。幸虧升值推動的技術轉型與企業

淘汰非常地有效、讓日本順利在1990年代成為世界主要關鍵技術與高階設備的出口國、避免

了必須跟韓國、台灣以及21世紀的中國繼續打泥巴戰的噩夢。

然而遺憾的是日本企業在泡沫經濟時代開始之前，以豐田為主的出口商曾經痛批日本政府放

手匯率會讓日本毀滅，認為日本政府破壞了他們『繳重稅、負擔社會責任以換取保護』的默契

，因此在泡沫經濟時代這些企業也漸漸開始拋棄傳統的『美德』，不再重視他們應該履行的社

會穩定責任，甚至透過控制政客讓派遣法通過，也就是說日本政府因為打破干預匯價的默契

、不再以過度干預保護換取企業履行穩定就業的社會責任。

遺憾的是日本政府選擇了錯誤的方式－比起派遣法、勞動派遣法這種使企業透過剝削勞工、

破壞社會穩定的法律，降低稅率不但可以使企業擺脫過量的責任（世界最高的法人稅率說是

過量並不為過），更可以迫使政府降低固定投資，在人口成長趨緩、產業將因為轉型使規模逐

漸縮小的階段，保持過去那樣的大量支出便顯得更加浪費，降稅便可以另一方面控制政府降

低過量的固定資產投資。

遺憾的是政治人物為了鞏固選舉的資金來源、選擇了通過派遣法這樣最糟糕的選擇，再加上

居高不下的稅率使出口廠商傾向透過國際財務操作將資金與損益留在海外，使日本失落的十

年更加雪上加霜、持續至今仍不見好轉，而日本國民付出的龐大代價，竟只是為了讓自民黨的

議員選舉比較方便而已。這些積怨正是民主黨以壓倒性數量擊敗自民黨的主因－民主黨不見

得是正確的，但這二十年足夠讓日本人了解到自民黨是失落二十年的罪魁禍首，派遣法不斷

修改卻使社會惡化更加嚴重，更加使民眾確信趕走自民黨是最好的選擇。

民主黨政府比起自民黨更加偏向放任－更進一步放手日圓、計畫降稅以吸引資金回籠，雖然

為了金融海嘯善後而失言沒有控制財政赤字，但原先的規劃便是要逐漸降低赤字與政府干預

。若是民主黨政府能在這些幫企業減輕責任的政策下，將原先交換出去的派遣法收回，便能將

國家經濟導回正途。若能繼續落實執行其政見、將不切實際的政府支出與干預，逐漸轉換為對

民間發展方向的獎勵與引導，就能帶日本從高負債、停滯的泥沼走出。

但這一切有如此容易嗎？一切端看日本民眾對於失落的二十年有多麼深沉的痛苦回憶、不會

因為短期內沒有奏效就向大企業屈服，而且對於大量的公共工程與政府支出的迷信也不是那

麼容易破除，這條破除迷信的路恐怕會走得十分艱辛。

而台灣呢？至今民眾仍然迷信政府過度干預匯價與大規模公共支出，甚至放任企業以剝削勞工

來換取表面上的經濟穩定，甚至將大量收受廠商政治獻金、以過度干預為政見的政客奉若救星

。或許台灣人必須等到自己的國家像日本一樣，成為超過三分之一勞動人口是派遣工作者、生

活越來越絕望與痛苦的時候，才會知道覺醒吧？

貨幣寬鬆與房價上漲、存款準備率緊縮與房價下跌

美國在千禧年網路泡沫化後面臨嚴峻的景氣大衰退挑戰時，ＦＥＤ（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

艾倫‧＂神＂‧葛林斯潘（Alan‧＂Almighty＂‧Greenspan）進行了令世人驚訝、大呼不可思議

的超寬鬆化貨幣政策調整。從此進入所謂的＂寬鬆貨幣政策時代＂－因為所有的國家都跟著

美國這麼作。

一般而言寬鬆貨幣政策主要分為兩種：量的寬鬆緩和與成本的寬鬆緩和。這兩種會互相影響

、但也有各自的效果。ＦＥＤ若調降利率（一般是止央行體系對銀行的放款利率），在市場

利率高於此一水準時，可以有效刺激銀行降低放款成本、因而使整體市場利率水準下降，產

生利息降低而貨幣流動快速的效果（因為現代的經濟運作，在消費越多比率以借款這種信用

擴張手段進行時，貨幣的流動就會越快。）因此這是靠著壓低借貸的資金成本、來達到貨幣

寬鬆的效果。

另一種則是稱為量的寬鬆（但這個名詞已經被濫用了）最早指的是央行體系針對資金不足、

但又有破產疑慮使同業拆款利率暴升甚至借不到錢的銀行（因為可能破產，其他銀行不願冒

險），進行直接性、無償或低資金成本的資金挹注。這種作法必須在銀行破產前進行，這是

因為貨幣緊縮的問題是在某間大銀行因資金不足破產後使其他銀行受波及、損失對該銀行借

出的資金、最後如骨牌效應一樣使大多數銀行都資金緊縮不足的嚴重問題。因此央行直接性

干預使資金不足的大銀行短暫度過準備率不足或現金流量不足的問題，以避免拖垮整個經濟

體的貨幣流通性。

資金成本的寬鬆緩和一般都是以指標性的利率來控制：現在是央行對銀行放款利率，而未來

似乎可能改以準備金利率取代。這樣的工具是控制銀行的資金成本、以影響銀行的放款行為

。另一方面量的寬鬆緩和中央銀行多半以個體性的援助為主，針對確實有流動性問題的銀行

單獨以其所需的資金數量進行注資、解決它的問題。

在千禧網路泡沫後跟美國房貸泡沫的案例中我們可以輕易知道一件事情：金融危機並非都是

整體性的問題。在七成銀行遭遇嚴重損失、放款緊縮時，剩下三成卻有可能因為較為保守而

無恙。這樣的情況在全世界都存在，包含雷曼兄弟倒閉後的台灣，都一樣存在影響不嚴重的

銀行。就算新光銀行因為投資大量結構性金融產品而蒙受損失，合作金庫卻可能安然無恙。

然而第一種成本寬鬆緩和的貨幣政策影響卻是全體性的－它讓原本損失就不大、資金寬鬆的

銀行變成有變本加厲放款的優勢，而受損失的銀行也足以維持一定的放款能力。這樣的貨幣

政策是難以控制的－因為每個銀行之間的交易行為會讓這個貨幣政策的效果失準。這就是為

什麼中央銀行不論升息或降息，都動輒得咎的關鍵。另一方面量的寬鬆緩和政策若能慎選對

象、不要注資過度，那麼造成的影響則相對容易估計，因為它並非讓全體提升放款能力的政

策。

但在某種工具的使用下，會使銀行業整體一同接受成本寬鬆跟量的寬鬆：調降存款準備率。

調降存款準備率後會使整個銀行體系的超額準備大增、因此使整個銀行體系的放款能力都大

幅度回升。藉著這個工具會使資金短絀的銀行變得不那麼著急、銀行之間放款的活動又會熱

絡起來，而且整個國家都會再次擁有寬鬆的信用跟容易到手的借款。

這是我國中央銀行在千禧泡沫危機跟雷曼倒閉後的金融風暴時，決定採行此一政策的著眼點

。兩次大規模調降存款準備率皆成功讓銀行滿手是錢、避免了流動性凍結的問題。然而另一

個在美國因為寬鬆貨幣形成的危機，由於實施調降存款準備率而在台灣悄悄醞釀起來，那就

是房市泡沫。

在預期景氣蕭條衰退時廠商與消費者的行為是這樣改變的：降低為生產所做得長期投資、打

消負債、降低借貸性消費。簡單來說廠商會提高自有資本率以避免營收下降後，被大筆債務

產生的利息跟債務償還支出所擊垮，因此會縮小營業規模、償還借款。另一方面消費者會減

少信用卡消費、借貸消費（例如買車），以避免突然的減薪或失業使信用破產。

然而消費者有一種行為不受此控制：購屋。

正常的情況下，消費者若是將購屋當作消費一樣是維持基本生活需求的支出，會在景氣衰退

、所得減少的情況下降低購屋負債比、進而使房價下跌。然而購屋卻不是一個單純短期間消

費行為－正常的情況下，購屋者支付的時間會持續十二年以上、甚至是房貸支付的二十年。

也就是消費者雖然會針對購屋負擔進行考量，但與其說是考量支付總額的影響，反而是以考

量每月、每年的收入是否能支撐房貸支付為主。

而超長的償還支付期間使購屋者並不會完全以景氣預測自己的支付能力，景氣差的時候利率

低、處於現在這種可以負擔的低水準，而景氣恢復時利率雖高，但自己的負擔水準也會提高

。而且正常的消費者並不會預期景氣衰退持續十年以上（就連日本人也不見得會如此預期）

，更遑論像美國、台灣這種已經很久沒有經歷過長期衰退的國家。再加上政府的優惠房貸（

即購屋補貼）政策鼓勵了人民把儲蓄投入房市，除了讓想擁有房屋自助者更加有動機構屋外

，也助長了房價上升－因為消費者原先考量的房價較低，在政府補貼後願意接受更高的價格

，因而使市場均衡價格上升。

前一次的貨幣寬鬆政策對台灣並沒有太嚴重的影響，因為美國本身靠著房市泡沫使經濟成長

率快速回穩、聯準會理事長葛林斯潘更因此被稱作＂神＂，而靠著美國景氣過活的台灣廠商

，並沒有縮減規模、降低借款量。再加上當年台灣的商業銀行因為濫發信用卡跟現金卡產生

大量損失，貨幣寬鬆造成的資金被銀行本身的嚴重壞帳抵銷大半，因此房市泡沫成長的速度

並沒有太快、都會區房價只是從歷史低點拉回平均值。

然而美國景氣膨脹太快、台灣景氣也跟著從最低點回溫。儘管失業率沒有回到歷史低點，但

是整體經濟規模依然成長中、人民的儲蓄跟消費力持續成長。糟糕的是央行雖然慢慢升息、

提高銀行放款的成本以抑制放款，卻忘記從源頭把水龍頭關小：台灣央行一直到2008年才

突然想起這件事情、在銀行體系隱含次級房貸風險時突然調高準備率、讓銀行收回資金準備

面對風暴。

存款準備率的意思是銀行每次吸收到新的活期存款時，就要有一定比例將資金存放在中央銀

行可以控管的地方（購買國債、央行存款單、央行指定帳戶存款等等）。過去支票存款準備

率是13.5%的時代，每一億元支票存款就有至少一千三百多萬元必須給央行保管、不能對外

放款。在景氣差調降為10.75%後，每一億元便可以多放款兩百萬元以上的額度到市場上。

在景氣差的時候這樣的影響是好的－因為整體市場的資金是在萎縮的。然而在景氣回溫、市

場資金規模又開始成長時，就會不斷造成銀行因為較低的存款準備率，而比以前有更多額度

可以放款。銀行變成比以前景氣更好的時候有更強的放款能力，就算現在的景氣恢復到以前

的水準，也不代表市場上廠商需要的資金規模提高了那麼多，實際上台灣的產業界為了因應

進入高原期、成長遲緩，反而在景氣好後依然維持較低的舉債額度、不再像以前那樣為了大

舉擴張營業額而大量借款。

因此這些資金找不到相對應的出口－只剩下跟日本1980年代、美國2002~2005年代一樣的

路：房貸。

因為房貸放款在現有的Basel（巴塞爾協定）下是銀行資金成本最低的營業收入，再加上比起

需要複雜評估、僱用精英專業人才的企業界放款或違約風險極高的消費性放款，房貸放款的

成本可以說極低。於是在網路泡沫後景氣漸漸回溫的2004年到2007年，台灣各大主要都市

特別是台北縣市跟台中市、新竹市等居民所得還在成長的城市，房價開始回到長期平均值、

甚至在資金供應過剩的幫助下，開始創下歷史新高。購屋需求更因為台灣廣大的戰後嬰兒潮

因為面臨退休而被這些退休資金的投機、投資性需求而更加擴大、使供需失衡、房價因此快

速上升－而寬鬆浮濫的購屋借款，更加助長此一風潮。

以雷曼兄弟破產為主軸的金融海嘯使台灣許多銀行面臨投資結構性產品造成的大量損失，再

加上因為美國大衰退造成的全球經濟不景氣，原本應該有機會使浮濫流出的資金受到緊縮、

因此使房價回穩、投機需求衰退而回到基本面。然而央行再次採行了上次的政策：大幅度調

降存款準備率。

這次由於台灣面對的不只是網路產業泡沫產生的衰退，而是連中國的成長率都下降的整體性

全球衰退，因此廠商大幅減少生產規模的情況更加顯著，短期內台灣失業率衝上6%就說明

整個產業界的生產規模以台灣人完全無法理解的速度萎縮。而暴增的失業率跟衰退的收入更

使消費性借貸需求以空前的速度衰退。照理來說這時候市場根本不需要多餘的放款，降息使

定存贖回、投資股市更足加促使產業以股市資金來削減舉債的行為。

然而在扣除了本國壞帳跟投資國際金融產品的損失、還有解約的定存後，台灣銀行界的超額

準備，仍然因為大幅度調降存款準備率而暴增三倍、超過1300億元。也就是對台灣的銀行業

而言，短短半年內他們能放款的對象變少了以後，能放款的錢反而還變多。因此在2009年三

月彭淮南總裁無視此一警訊、甚至滿意地表示＂貨幣寬鬆達到目標＂後，銀行業將資金往房

地產硬塞的瘋狂景象便產生了。

在資金過剩時，銀行除了在房貸利率上比殺價戰外，還會提高放款額度－畢竟消化剩餘資金

最快的方式就是每一筆交易都借更多錢出去。在利率驟降、成數暴漲的情況下，購屋者靠著

較低的自備款能購買的房價更高、因而使房市的總合需求線快速右移。儘管最後會使交易總

筆數下降，但是依然造成了房價快速上漲。金融海嘯後短暫的資金緊縮造成的房價重挫（台

北市並沒有抗跌神話，2008年第三季跟第四季下跌了三成，在全國排名前三）在2009年只

靠第一季跟第二季就快速回穩、甚至在險惡的景氣下回到了前面的高水準。

這個因為央行調降存款準備率造成的房價快速上升，使得大量解約的定存爭相轉入房市－因

為定存族原本就是較不偏好股市或其他投機工具、也較不偏好消費的資金，而房市卻是定存

族的第二順位偏好。在定存族資金、政府修改遺產稅法、4000億優惠房貸的影響下，銀行

界順利地靠著擴大放款成數、房價追高，成功地把一千多億的超額準備消化掉。截至2010年

第一季為止，一年以來超額準備不但消耗掉大半、更低於金融海嘯時的水準，只剩下三百多

億。

房價受到了支撐、甚至攀上歷史新高，台北都會區平均房價甚至比國民所得高於我國兩倍的

日本東京都會區還要高。然而資金已經幾乎用盡了－靠著調降準備率產生的大量超額準備，

已經所剩不多，銀行已經沒有幫助房價繼續暴漲的動機跟力量了。公營行庫跟央行這時出面

指示銀行應該要＂審慎放款＂其實只是表面話，因為不必央行指示，這些銀行早晚耗盡超額

準備變得只能＂審慎放款＂了，除非央行再調降一次準備率，否則濫放款自然會停止。

在這樣的情況下，央行若是調升存款準備率，會使銀行馬上抽回預備借出的浮濫放款、改以

保守的借款成數代替，以預先為存款準備率調升作準備。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市場自然會

因為超額準備耗盡而資金供應慢慢趨緩、使房價緩和。但是突然拉高的準備率卻會使此一調

整機制極為劇烈、使銀行快速降低放款成數。

房市過快降溫將會導致銀行的違約率、違約損失率以遠高於過去統計資料估計的水準大幅度

上升，而此一問題伴隨存款準備率調升會使銀行更加保守放款、進而更進一步使違約率跟違

約損失率上升，陷入無法翻身的循環裡－這就是美國跟日本遇上的房市泡沫。

正常的泡沫消退已經有相當的損傷了，然而在泡沫最大時以人為激烈干預、使其快速爆破，

雖然會使房價快速下降，但也會使利差擴大、成數快速下降到低於平均的水準。這麼一來也

幫助不到大多數購屋民眾，反而還會波及銀行本身、使銀行蒙受大量損失。原本是要遏止銀

行濫放款造成壞帳隱憂的作法，在資金即將耗盡沒有太多超額準備可以因應時執行，反而使

這個問題惡化、使壞帳快速增加超過銀行業能自然調節的範疇，更有可能衝擊其他借款需求

，使整體經濟惡化。

調升存款準備率的黃金時期已經錯過了，希望央行不要在這個關鍵點大幅度調升準備率，否

則等待台灣的將是日本1990年代已大量灰色手段整頓壞帳的噩夢地獄。

干預市場是為了讓國家有永續成長的動力、調節失靈，而不是惡化失靈的狀況。

台幣、日幣、人民幣應該緊釘美元是不變的真理？

一直以來東亞的代工國家都有一個難以更改、根深蒂固的觀念：緊釘美元。原因不外乎是當

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如歐元）貶值時，若是能緊釘美元，不但可以間接地對其他貨幣貶值

來提高價格競爭力，更可以維持對美國的定價來保證自己不會被其他有貶值的國家取代。

也就是說新台幣對歐元的貶值幅度若跟美元對歐元貶值的幅度相同、甚至跌更深，那台灣的

廠商所生產的產品對歐盟國或美國而言，價格都不會因為台幣升值、兌換成外國貨幣的價格

時就變貴。而大多數經營者認為，既然生產成本是以台幣計價、出口時售價卻需要對換成外

幣價格，那台幣貶值自然可以用同樣的外幣價格換回更多的台幣價格、增加收益。

這樣直觀、欠缺通盤思考性的想法出現在生產的廠商身上，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為廠商只

能看見他們行業範圍內的事情，要求他們進行整體環境的考量並不容易。然而政府卻不能用

同樣的方式思考－特別是像台灣這樣大多數物資仰賴進口的國家。

台幣對世界主要貨幣貶值代表的除了同樣外幣價格的台灣產品可以賣掉換更多台幣外，也代

表進口的時候，同樣外幣價格的外國產品必須用更多台幣去買。換言之就是進口物價將會大

漲。

台灣因為這種貨幣波動造成損失最嚴重的單一廠商就是台灣高鐵，台灣高鐵因為興建期間欠

缺避險觀念（實在很難理解這麼大的團隊竟然會欠缺避險觀念跟能力），跟歐洲購買的設備

跟技術、服務費用都因為台幣大幅度下跌而蒙受鉅額的匯兌損失。也就是說原本估計三千萬

元台幣可以支付的貨款，卻因為台幣兌歐元下跌，而必須多支付兩成以上－畢竟那些營運資

金若沒有先做好避險，是不可能先換成歐元等待支付貨款，而是在台幣下跌的過程保持在台

幣。

在台灣的出口廠商因為政府干預使台幣下跌而獲益的同時，另一頭則有大量的進口廠商因為

台幣下跌而蒙受虧損。正常而言，進口廠商便會聯合對政府進行遊說、要求解除干預、甚至

要求政府主動拉抬新台幣。畢竟對他們而言進貨成本可是大幅度飆高，若在自由競爭市場下

，就有可能因此蒙受大幅度的損失、甚至有可能導致倒閉。

然而台灣的內需產業卻不是自由競爭市場－台灣的原物料進口事實上是形成寡占體制的。最

著名、一般大眾都能體會的就是汽車用油。一般而言國營企業通常肩負著調節物價的責任、

會將該產業的物價定價在自由競爭市場的均衡價格，以達到剩餘最大化、對國家最好的境界

。

遺憾的是國營企業往往存在著生產不效率的問題，然而國營企業管理者為了應付那些生產效

率低落的員工又使國營企業員工以遠低於市場平均的工作效率獲得高於平均的薪資。如此一

來便無法以自由競爭市場的均衡價格定價、而必須要以更高、甚至獨佔價格定價才能保證公

司有辦法正常支付薪資。更糟糕的是台灣的國營企業還有保證盈餘的問題，也就是必須至少

有一定程度的獲利，這造成中油更進一步把價格往上追加。

若在正常的自由競爭市場狀態下，民眾自然可以去選擇中油的競爭對手、讓價格回歸市場機

制而促使中油降價、調整成本結構或裁員等等。然而台灣的油品市場只有兩個廠商存在，因

此台塑根本沒有必要跟中油以不同的價格訂價，事實上他只需要跟隨中油定價、獲得的利潤

就是整個市場的獨佔利潤由兩者分攤，根本沒必要用更低的價格獲得更高的市佔率、但是總

利潤卻最低。在這樣的情況下，中油跟台塑就算因為國際油價上升進貨成本上升，也絕對會

以獨佔廠商的應對方式、將所有的成本都轉嫁給消費者吸收。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進口廠商

幾乎都不會抵制台幣貶值－因為他們幾乎不受影響。

因此在新台幣對世界各主要貨幣下跌時，不但出口廠商的成本其中需仰賴進口的那一部份上

升、進口廠商的成本上升，甚至還會造成一般民眾消費者所面對的物價上升、使他們購買力

下降。如此一來整個社會真正獲利的只有出口廠商的資本家而已，出口廠商的員工就算獲得

加薪，平均而言也只能支應國內物價的上升罷了。而非出口廠商的員工如果薪資不變，購買

力變會大幅下降。真正嚴重的問題是，台灣大多數研發用技術、設備、授權都必須以美金或

歐元計價，如果新台幣大幅度下挫時，就會使研發成本上升。但由於出口廠商在這樣的環境

下繼續保持現有的生產模式其實是獲利的，因此對他們而言與其讓研發成本蠶食成本，還不

如降低研發成本、將資金轉為提高現有的生產規模、賺取更多獲利。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廠商並不會積極提升在整個產業鏈的地位，有剩餘資金時多半用來繼續擴

充現有的生產規模。原因就在於與其承受因為新台幣長期低估、甚至逆向貶值而高昂的研發

成本，不如將資金用在擴充現有規摸就能獲得更多利潤。

簡而言之，長期受到干預低估的幣值，其實就是在拖累產業升級速度的殺手。

原先干預幣值使幣值低估為的是避免出口廠商因為升值而失去競爭力，但若是同一時間國際

物資上漲（若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貶值，其實以美元計價的國際物資價格是會上升的），不

但僅為了出口廠商資本家這些少數人的利益而賠上國內消費者的購買力，更使得研發升級的

腳步受到抑制，如此一來反而使國家深陷產業升級不順的泥沼裡。

廠商受制於環境跟生產要素價格變動而做的決策，是基於理性而為，要求他們做違反考慮基

準點的行為、在台幣走跌下繼續維持甚至加快技術升級速度其實是沒有道理的。真正該對這

樣的環境進行應對的其實是政府。

除了央行應該肩負盡可能拖緩幣值變動的速度、讓波動趨緩以外，最重要的是政府應該避免

台幣走貶時出口廠商雖然獲益、但是進口成本大漲使消費者剩餘下降、而且不論進口、出口

或本土性的廠商，研發或設備成本大增的問題。

然而干預性強迫升值並不是好方法－高估的幣值不但使出口疲憊，還會使政府的外匯準備大

幅度下降。以台灣而言最好的方法是對獲益的出口廠商降低稅務減免、將多收的稅轉為做為

消費者的消費補貼（降低消費稅、降低國營企業的產品定價），而且為了維持出口廠商的研

發能力不至於因為幣值下挫而自行削弱，同時也對出口廠商進行研發方面的補貼。

另一方面，當國家面臨不可不升的升值壓力時，由央行干預讓升值壓力趨緩、使廠商面對的

匯兌風險降低是不錯的選擇，但並不應該完全盯死不升值。升值是可以促進整個社會消費力

增強、研發能力上升的正面力量，出口廠商雖然會因此在低階、勞力密集產業失去競爭力，

但相反地可以像美國、德國一樣產業升級轉而以高技術附加價值的產業為主。

美金高檔十多年來其實美國的出口總額一直都在世界前五以內，並沒有因為升值而萎縮。相

反地美國不再以傳統工業為國家基石，而是真正的高技術產業為主，毛利更高、獲利能力更

加，整體工資水準更是不斷上升。對照長期靠低估貨幣搶訂單的台灣，十多年來反而工資水

準僵固，而且電子業整體依然停留在高資本的代工，缺乏真正關鍵技術的研發能力，而對於

生產規模進行的藍色補貼像是協助徵收園區、稅務補貼等等，甚至更進一步扼殺廠商進行升

級的動力。

政府不論在什麼環境下真正該做的，是針對廠商進行技術研發的補貼、獎勵廠商往產業價值

鏈更高的位置提升。相反地，對於生產規模進行的從量性藍色補貼不但容易在國際間因為自

由貿易的規定而受到傾銷訴訟，還會使產業升級的腳步趨緩、產生升級的阻力。

台灣的電子業在這二十年來，若非政府補貼的額度如此之高、撐起整個產業規模，使少數廠

商依然有提升技術水準、價值鏈高度的動力，否則其實跟台灣農業同樣都被錯誤的補貼政策

傷害產業體質。電子業的發展規模是賠上一般大眾的消費能力、賠上產業升級的速度所換來

的，看似成功的政績，其實並非政府的功勞，而是一般大眾的刻苦耐勞換來的，政府在產業

發展上反而很大一部份是一顆巨大的＂擋路的石頭＂。

從台灣農業政策看ECFA簽署後的未來(下)

前文提到，早在二十年前台灣農業其實就已經面臨可以預知的困境：農村人口外移、勞動力

老化、農地破碎及農戶個體經營造成的規模不經濟。在1970年代開始，美國跟法國兩種路線

迴異的農業改革成功就足以做為借鏡。遺憾的是，當年台灣政府選擇從事的路線，竟然是當

時就已經邁向黃昏老死的日本經驗。

所謂的農業，在法國跟美國是被當作一種極具規模的工業來看待的：法國走合作社經營，而

美國則將農場公司化、甚至跨國集團化。這就是為什麼國際四大糧商（縮寫正好為ABCD）

一間是法商、另外三間是美商。原因就在於只有這兩個國家真正把農業當作工業看待、永續

經營。而另一方面，台灣政府卻從蔣中正政府時代開始進行完全違背發展原則的土地改革、

將農地劃分更加破碎。將農地劃分確實可以解決當時被大地主壟斷土地資源的問題，然而卻

沒有進一步的配套措施，種下台灣農業必定走向絕路的惡因。

同樣有農地破碎問題的法國（法國農地破碎問題主要來自於農地繼承時分割造成的破碎）並

沒有像美國那樣放任大型財團大舉收購整併農業、經營農地面積一望無際的＂工廠＂。取而

代之的是，法國政府透過獎勵稅率、技術升級補貼、優惠貸款的方式讓地方個體戶集合成立

合夥性質而非有限公司性質的農業合作社。

個體農戶跟合作經營的農業會社的差異在於，個體農戶多半為了能夠自給自足，會將已經十

分破碎狹小的農地做複雜的用途。大多數的農戶除了主要收入來源的作物外，都同時規劃雞

舍、菜園，而典型三合院的大空地則是做為曬穀場。

在過去，法國也曾是如此，但在農業合作社規劃後，菜園由最擅長且最適合種蔬菜的農戶負

責、水果由專業的果農負責、糧食作物則整併集中在一整個區域、將累贅的灌溉設施或農路

削除後，一樣可以採用接近美國式經營大規模機械化耕作，提高勞力投入後作物的收成、降

低單位成本。而過去十戶農戶擁有的十個七分滿的倉庫，則可以變成七個滿載的穀倉、提高

設施的使用效率。

透過互相分配各自擅長的工作、將資源跟規劃進行最有效率的分配，使得國民所得是台灣兩

倍的法國，竟然是世界主要糧食出口國。而合作社內的農民依然保持自給自足：整體農產品

出售利益按合夥權益分配，農民一樣可以用這些分到的紅利購買自家合作社生產的農產品，

不必擔心被外人剝削。

其實這一切的做法就跟發展工業一樣：鼓勵小型加工廠合資互相整併成較為經濟的生產規模

、提高產品的競爭力。美國與法國不同的是美國並不排斥有能者自行整併成大型規模，而法

國則為了避免財團壟斷問題直接獎勵農民以合夥方式成立農業合作社。這兩種方法各自有優

缺點，但那些缺點都是甜蜜的負擔，比起台灣農業面臨的困境，甚至可以說不足為提。

在1990年代時，這兩個國家的成功案例就已經無法忽視了，然而在二十世紀末開始，台灣的

農業政策卻跟成功者的原則背道而馳。休耕補助跟有求必應的保價收購濫用，不但不能把台

灣農業發展拉回正途，相反地是在看似能夠補貼、幫助農民的假象之下，更加敗壞台灣農業

的體質。

休耕補助原先是歐盟農業國政府，為了讓個體農戶可以在因為旱災或寒害、或政府因素必須

休耕時，能夠支應基本家庭支出的補貼。這樣的補貼為了避免扭曲原意，原先的設計是對農

戶以戶為單位進行補貼。然而台灣式的休耕補助卻是按農地面積進行補貼。平均之下似乎可

以得到每戶平均補貼足夠的假象，然而大多數農地面積低於平均值的農戶光靠休耕補助只能

挨餓，但擁有大片農地的＂田僑＂反而作收一季數十萬的休耕補助。

原本台灣的農地租金並不高，而＂田僑＂也都把農地外租給絕大多數需要耕作更多田地才能

維持足夠所得的個體農戶。然而休耕補助金卻反而成了農地租金快速攀升的元兇－原本一分

地租金極低、甚至在農村嚴重勞力不足下出現零租金的情況，卻因為每分地可以領取超過六

千元的休耕補助，因此地主便至少要收取六千元的租金才會比領取休耕補助划算。

然而稻米每分地的毛利根本不足一萬元，六千元租金就算以兩季耕作分攤，也高達三千元。

原先相安無事的農地租賃體系，卻因為政府跟理論與實務背道而馳的補貼政策產生了莫大的

衝擊。如此一來原先由自耕農承租耕作的農地，因為利潤根本不划算而大幅度廢耕，地主第

一期領取休耕補助後，下一期才會出租。耕作面積因此大幅度下降－而糟糕的還在後面。

最具有耕作效率的，就是這種大地主的農地。沒有太多累贅的改良物、整片面積完整寬闊，

在機械化耕作下生產效率最高。然而休耕補助政策下最優先休耕的就是這樣的大面積農地，

相反地，自耕農手上破碎的農地卻不會選擇休耕。如此一來台灣整體農業耕作中的農地反而

朝著規模不經濟的方向邁進，而且問題越演越烈。原本應該要優先解決的是農地破碎、規模

不經濟的問題，但政府卻提出完全只會加深惡化此一問題的政策。

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學習先進國家、卻變體成為農業殺手的政策：保價收購。法國政府對於可

長期保存的糧食有保證收購政策，我國的糧食生產也是仿效此一政策，不同的是法國政府並

不主動要求農場生產的糧食作物依政府調節的價格收購，而是若市價暴跌於某個價位時，政

府會主動進入市場買進囤積，作為日後糧價高漲時平抑糧價、或是糧荒時救濟的存貨。而且

這類保價收購政策在農業合作社的經營之下，不會因為個體農戶對於市場資訊取得不易，而

造成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就算會社的收購價格低於實際市場價格、使會社獲利，農戶卻因為

合夥也能獲得相對應的利潤回饋。

反觀台灣卻是由農會統籌該一區域的糧食作物，進行資訊壟斷、價格控制的收購，如果契作

價格低於實際市場價格，容易被控制農會的相關人士圖利、而無法回歸農民。相反地如果價

格不如預期，依然可以強迫政府啟動保價收購機制。因為價格攀高的額外獲利農民無法獲得

、價格下跌的損失卻又由國家承擔，農會才會因此成為數十年來地方黑道、派系把持牟利的

黑金組織，進而形成複雜的社會問題。

而當這種保價收購政策，因為牽扯到農會人士的利益、連無法久放、保價收購後必然成為龐

大損失的生鮮蔬果都納入後，就形成台灣柳丁業的可怕困境。

柳丁之所以需要保價收購、正是因為市場嚴重供過於求、使均衡價格低於變動成本，就算在

完全競爭市場下也會造成大量農民退出此一毫無獲利可圖的產業進而使產量降低、供需均衡

。但是保價收購政策卻讓此一正常的市場調節機制失靈：由於保障價格必須至少高於變動成

本、才能滿足農民（與中間剝削一層利潤的農會人士）此次耕作不會入不敷出。果農業最大

的變動成本就是採收人工，也就是保障收購價格只要略高於平均單位採收人工成本加上其他

的變動成本，果農就會繼續保持種植、並不會退出市場。

如此一來，原先會自行調節的市場機制，又因為政府的干預陷入一個無法擺脫的死胡同。大

多數的農戶繼續守著柳丁園、靠著下一次收成的保價收購政策來餬口。原先因為轉作風險高

、本來調節性就差的果農業，如此干涉之下更成為廣大柳丁農互相殘殺的修羅場、卻很少有

人願意大刀闊斧將果園砍掉改做。

而政府保價收購的柳丁呢？自然是大規模拋棄、或是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果汁工廠榨汁。這

中間造成的損失可以說完全蒸發在空氣中、沒有任何永續幫助農業成長的價值存在。若是將

這些成本轉為果農轉作的補助金，不但可以解決想繼續種植柳丁的果農無法賺錢的問題，更

可以讓不擅種植、收成較差的農民轉作其他作物、促進農業生產領域的配置效率化，而非讓

能力差的生產者靠著補助繼續在該產業產生過量的供給，導致優秀的生產者面臨同樣的價格

競爭壓力。

政府的補助、政策、干預，原先都是為了解決市場失靈或是規模不經濟問題而存在的，然而

回顧台灣數十年來的農業政策可以得知，我國的農業政策不但沒有辦法達到這些預期的效果

，甚至根本是在讓原先不太嚴重的問題更加惡化、無法挽救。

回歸今日的ＥＣＦＡ問題，這些所謂的夕陽產業，不正也面對像二十年前的台灣農業的問題

嗎？當年的農村人口外移、勞力老化，就跟今日的少子化、教育程度高不適合勞力密集一樣

；當年的農村生產規模不經濟，就跟今日這些夕陽產業很多都是小型加工廠一樣。

要預先準備這些產業將會面對的衝擊，自然是要讓他們互相結合整併成更有效率的生產規模

、把不經濟、不效率的生產單位淘汰掉，而非像這二十年來，靠著一個又一個匪夷所思的補

助津貼，讓這些面對困境的夕陽產業形成像柳丁農一樣的互殺困境。

也許在淘汰的過程中，整個產業規模會快速縮水、形成失業問題，但由於留下的是最強、具

經濟效率規模的強者，可以避免整個產業完全消失、某種程度等於保留了足夠的勞動雇用需

求，不至於全盤皆墨。

遺憾的是，由這個政府不論藍綠一脈相承、數十年來的短視近利政治買票思維，我們的產業

界可能走向的不會是法國的葡萄酒業、小麥業；也不會是美國的大豆業、馬鈴薯業，最有可

能的，是一路邁向死亡、但卻還在互相過量生產不願退出、陷入久久無法翻身、等到大多數

人覺醒時已是末日困境的台灣柳丁業。

從台灣農業政策看ECFA簽署後的未來(上)

ＥＣＦＡ簽署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有可能在五都選舉前，但也有可能因為選舉的操作，延遲

到下次總統大選前才簽署－後者的可能性遠高於前者，畢竟ＥＣＦＡ其實是有可能造成台灣

嚴重蕭條的一把兩面刃。但沒有人可以確實預測未來，只能以現有的狀況去推測可能的結果

，而台灣現在就有一個因為自由貿易受到嚴重衝擊的產業，藉由政府對此一產業的配套措施

，或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ＥＣＦＡ最受爭議的部分就是在關稅減免後，原先靠著關稅保護的產業將可能因此受到中國

製品侵略而毀滅，目前政府的宣傳方針主要集中於未來可以藉生產要素有優勢的產業來彌補

缺乏優勢而會被淘汰的產業。

一般經濟學的自由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可以讓各個國家選擇最有效率、生產要素最能夠

極大化產出的產業，藉此就可以達到整個世界的生產都有效率，可以避免生產要素靠著貿易

壁壘而被用在不經濟的產業。

將這個過程簡化，就是以下的簡單公式：

α * Labor + β * Land + γ * Capital = 生產成本

用這個簡單的公式可以檢視自己國家的哪個生產要素的價格較低所以較有優勢。一般而言生

產成本中勞力（Labor）需求較高的稱之為勞力密集產業，因此像中國這樣工資極低的國家

能以最低的成本生產，也因此他們的公司會接受價格最低的訂單。就是這個原因促成了全世

界在這二十年來享受到越來越進步的科技，但是價格卻沒有顯著上升、甚至更低，成為自由

貿易理論認為可以幫助世界進步的佐證之一，假如中國這類國家還在鐵幕，那麼通通是MIT

或MIK的電子產品價格將會相當高，年初推出的ipad很有可能是$999。

但是問題來了－Labor前面乘上的α並非只代表勞工的薪資，而是代表取得勞工來生產產品時

，整個累加的成本。徵募人才所需的成本、保險費、將工作環境改善到勞工所需最低標準的

成本：像google要有豐富的休息區才能招募到一流人才、中國加工廠現在必須要有不會害死

勞工的工作環境就是這類成本－在過去，中國加工廠就算環境跟地獄一樣，都找得到工人，

現在可不容易了。

而Labor也絕對不是一個勞力密集產業唯一的生產成本。若是土地（或者可以稱為固定投資）

或資本（不止營運資金，也包含技術授權、研發等費用）高得離譜，那也會把勞力價格低廉

的優勢給抵銷掉了。中國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此－非常低的勞工薪資（而且通常可以任意資遣

）、不需要太高的保險、極惡劣也被接受的生產環境讓中國廠商在勞力密集產業有極大的優

勢，但相反地，昂貴的資本成本、研發能力低落（代表研發出相同的技術需要花費更多時間

，而時間是有價格的），再加上其實應該很低的土地成本，卻因為嚴重的官僚體系腐化，而

隱含了非常高的成本（正常的情況下不會著墨於此，但很遺憾地在中國，官僚體系產生的成

本足以佔據非常顯著的數字）。

因此一個Labor低的國家不見得在勞力密集產業一定是無敵的－端視該產業對於生產要素的

要求是如何配置。這就是為什麼鴻海的產能幾乎都在中國、台灣只有一個殼，但是很多電子

大廠卻依然沒有全盤移民過去中國的緣故。因為在中國，勞力價格雖然只有十分之一，但是

土地（官僚貪腐）跟資本（技術研發難度）的成本實在太高的關係。

總而言之在討論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時，若只看見勞力這樣生產要素有價格優勢就以為光靠

廉價勞力就能取得市場優勢，可以說是天真至極－而過去二十年來，在中國失敗的外國公司

，可以說都是忽視了另外兩個生產要素隱含的昂貴成本，因而跌了個大跤。勞工薪資高的國

家，不見得在同樣的產業，成本就一定比勞工薪資低的國家要高。而且單純的勞工薪資低並

非代表每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中，來自勞務要素價格的成本就一定低。在同樣的工資水準下

，能用同樣勞力生產更多產品（或者說不良率更低）的公司，成本才會較低、而非相同水準

(註)。

農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國民所得是我們兩倍的法國跟美國，正好是農業出口能力遠勝於台

灣的國家。然而在一般大眾眼裡認為高度勞力投入、理論上工資低就可以勝過高工資國家的

農業，台灣卻在全球市場節節敗退，時至今日，甚至連市場有獨特性、無法被外國製品輕易

取代的稻米，都面臨死亡。

原因就在於，比起美國跟法國，我國的農業雖然表面上工資低，但由於生產規模的不經濟、

缺乏效率，每一單位製品分攤到的勞務要素成本其實是非常高的。再加上台灣幾乎都是小規

模農地耕作，因此在土地跟資本的成本上，無法像美國一樣透過大規模耕作來分攤資本成本

，也無法建立起以公司為單位的農業避險市場、讓生產者能夠轉換生產模式。儘管勞工薪資

較低，但因為較差的生產效率，使得台灣農業的生產成本其實相當高、勞動要素的價格也遠

較世界主要農業出口國高。在加上其他種種不利的要素成本高昂，終究導致台灣農業走上死

亡一途。

但其實這一切，在二十年前若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有如診斷出癌症的醫師說詞），其實

一切不會如此絕望。

然而這二十年來、甚至十年前已經診斷出癌症後、又過了十年的這段時間，台灣這個病人不

但沒有積極治療、改善體質，甚至不斷嘗試沒有任何理論、實務支持的偏方，更加導致問題

惡化，終致沉痾難治。

註：簡單的數學－每一單位產品所需的其他成本相同，而A工廠的薪資較B工廠的薪資高4%，

但是A工廠的生產不良率比B工廠低5%，那麼哪個工產的每單位成本較低？答案當然是薪資較

高的A工廠－勞務要素的價格並非勞工薪資，而是生產每單位成本所需耗費的勞工薪資以及附

加成本，如果薪資較高但是有高於對手的生產良率，那麼每單位生產成本並不一定比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