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社會教育水準提高，可是工資沒提高？

因為整體工資水準提高並不是因為教育程度邁向全民碩士化

這樣的問題在台灣可以說是越來越嚴重了，也因為民主政治而提升到

了要被拿來當國家經濟政策討論的層級，以便討好年輕選民。有趣的

是這種問題在歐、美、日，在數十年前就已經被預知、而且因為他們的

社會跟台灣社會的＂不同＂而沒有惡化到這種程度。

（＂因為比台灣社會聰明＂這個用詞可能會被說歧視或社會達爾文主

義，所以使用＂不同＂來描述。）

台灣目前是已開發國家中十八歲到二十五歲年齡層就業比率最低的國

家，這邊的就業比率並不是說１－失業率，而是指沒有就業意願的人跟

有就業意願的人的比率（領失業補助的人雖不算在失業率內，但在此要

算在有就業意願的群體內）。

實際上的原因不外乎念大學、念研究所、當兵、念博士班等等。但實際

上調查台灣的工作職缺，工作內容大多數需要的是高中畢業的數理語

文能力，在大學、甚至研究所期間獲得的理論能力以及思考能力反而

＂完全沒必要＂，實際上大學或研究所的教育對於這些人的工作是沒

有顯著的幫助，比如說台積電的工作並不全然都需要碩士畢業，但台

積電的相關職缺依然都是只要碩士。

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沒有在日本發生？照理來說日本對於教育的補貼

或是義務教育的作法都跟台灣接近，而那種＂一念大學就翻身＂的觀

念也跟台灣接近，為什麼日本沒有這種情況發生呢、而就業率反而跟

歐洲比較接近呢？

這就要回歸原點：問題是怎麼來的？

二十世紀後半對於訊息傳遞的研究發展得非常快，甚至變成了專門的

經濟學領域，而且內容有如天書一樣難懂。但基本觀念卻非常好理解

，而且課本最普遍的舉例甚至跟好符合台灣所面臨的問題，因此直接

將Ｖａｒｉａｎ個經課本內的舉例修改後拿來使用：

假設一、有求職者Ａ跟Ｂ兩人皆為高職畢業，但假設Ａ的工作能力大於

Ｂ，而此求職工作並不需要大學程度的訓練，只需要高職的訓練。

假設一幾乎符合大多數台灣產業求職面臨的狀況，讓我們繼續下一個

假設：

假設二、釋放職缺的產業沒有充足能力檢驗求職者能力，其內部的績

效評估系統無法套用尚未有工作經驗的求職者的其他資料來衡量可

能的工作能力與績效。

實際上這個假設的符合程度正是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的主要原因，在

此先以此假設完全成立。

假設三：工作能力對於獲得更高學歷所需的能力有高度正相關，工作

能力越強者獲得更高學歷所需付出的成本越低。

假設四、故無法正確評估求職者的產業，直接以學歷高低來評估能力，

並藉此設定薪資水準。

在這些假設之下可以得知：獲得更高的學歷證明對於工作並沒有實際

幫助，但卻是可以向雇主傳遞＂我工作能力較好＂的訊號，以獲得更

高的薪資水準。

在薪資水準有顯著的差異下，就會讓能力較好的求職者有誘因去尋求

更高水準但對於工作能力沒有顯著幫助的學歷證明。最後的結果就是

求職者Ｂ將會獲得一個低水穩的工資，而求職者Ａ將會再進修去念插

大並獲得較高的薪資水準。

這樣的結果讓台灣社會產生＂學歷越高薪水越高＂的認知，進而在民

主政治的機制下開始推動全民念大學，由社會大眾大量的稅務補貼來

讓大學學歷普及化，甚至碩士學歷普及化。

但真正讓整體薪資水準提高的是整體的職缺在世界分工的角色下，有

更高的重要性、更強的比較優勢，真正讓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整體社會薪

資水準上升的是台灣的產業結構的變遷、使勞力密集逐漸從台灣退場

，而使得高職、高中程度所受訓練就能發揮價值的職缺增加，因此原先

高中、高職訓練能力所需職缺就能獲得的薪資水準提高。

然而台灣社會卻誤認為是因為整體教育水準提高所以薪資水準提高，

當然實際上台灣需要的大學訓練職缺當然是有增加的，因此這種問題

在２０００年以前並沒有嚴重爆發。

然而在２００１年科技網路泡沫破滅後，台灣需要大學、研究所訓練的高

薪資水平職缺，跟不上大學還有研究所學歷畢業人數成長量。這些人雖

取得了一樣高的大學學歷，實際上大多數還是從事只需高中職程度訓

練的工作，那自然不會因為學歷增加而薪資增加，學歷只是讓雇主知道

那種職缺下應該怎樣給薪水高低，並不會讓雇主給你另一種職缺的高薪

。

意思就是說，一樣是最低等級的庶務工作，私立大學一萬八，國立大學

兩萬，並不會因為是大學畢業，他就給你財務部門專員的三萬元薪水。

於是前述的假設一的內容在這種影響下稍作修改，又可以繼續套用：

假設一、有求職者Ａ跟Ｂ兩人皆為大學畢業，但假設Ａ的工作能力大於

Ｂ，而此求職工作並不需要大學程度的訓練，只需要高職的訓練。

或者改成：

假設一、有求職者Ａ跟Ｂ兩人皆為研究所畢業，但假設Ａ的工作能力大

於Ｂ，而此求職工作並不需要研究所程度的訓練，只需要大學的訓練。

而問題持續下去，台灣真正需要大學、碩士訓練的職缺沒有增加、以

獲得在世界分工下更高的價值生產能力，這問題就一直在這個死胡同

內打轉。

實際上這個問題討論的重點並不在於社會的學歷高低，而是為什麼產

業沒有學歷以外的方式去評估就業新鮮人的工作能力，而使得學歷的

高低脫離工作內容所需的訓練，而成為求職者向雇主散播＂我很好＂

的訊息傳遞方式？

但由於台灣的社會大眾沒有足夠的動機去思考這個問題，接受＂學歷

就是工作能力的最佳證明＂這個看法，失去了由求職者這端改變現況

的機會，反而進一步要求政府給予教育更多補貼，由於念研究所才能

獲得更高薪資，所以繼續前面的邏輯：應該給予研究所更多補貼，以便

邁向全民研究生的社會。

而台灣的產業界也是如此，實際上求職者Ａ這種能力所需對應的原始

薪資水準，是會比求職者Ａ去念書後還要低的，如果產業能找出更好

的評估機制，就能避免成本因此虛增，然而台灣的產業界也直接接受

了學歷當作評估機制的假設，沒有認真尋求降低成本的動機。

這問題是否出在對於學歷機制有太多補貼，因此強迫廠商跟求職者改

變偏好、更加偏好用學歷來證明能力呢？又、降低對教育的補貼能改

變這樣偏好被扭曲的現象嗎？但主張降低教育補貼的政策會受到支持

嗎？

這是求職者、廠商雙方的思考能力欠缺的問題，當嚴長壽一邊高喊＂

不一定要大學畢業＂的同時，經營的飯店徵求儲備幹部時卻開出＂限

碩士＂的條件而台灣卻沒有太多人反彈、依然將嚴長壽當作經營高手

時，我們就知道，其實台灣人並不想解決根本的問題。

只是想透過這種吵鬧，讓教育受到更多補貼，然後邁向全民碩士、全民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