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貨幣升值、降稅與干預貨幣貶值、加稅

世界上各大主要工業國當中，法人稅堪稱數一數二的日本在新的民主黨政府的率領下，有可

能進行降稅－而且目標是將平均稅率降掉十個百分點。但過去日本一向以企業稅率高而聞名

，二十世紀上半名目稅率甚至逼近八成、九成（日本當時有非常繁重的從量稅），松下電器

之父松下幸之助甚至說過「我不是繳九成的稅，而是政府借重我的才能讓我幫國家賺錢，而

把其中一成給我當做我幫國家賺錢的獎勵。」這樣的話，世界上對企業課稅最重的國家竟然

考慮一次大降十個百分點，可以是說非常令人驚訝。

在戰後的日本，只要企業有才能，政府就會無所不用其極進行市場干預、讓該企業取得寡佔

的地位，並藉此發展所謂的大財閥－系列企業（即集團式的跨國大公司）。這樣的情況一直

到近代都未消失，也就是說高稅賦等於是企業對政府支付保護費，有如黑道顧地盤一般的思

維，而政府像黑道一樣幫助有繳保護費的大財團進行保護。

在大多數進出口業都接近寡佔的情況下，貨幣匯價保持低檔就成了政治人物最好的選擇。由

於進口業大致都是由大商社寡佔、可以操控國內物價，因此大商社並不在乎匯價保持低檔，

而出口產業則希望靠著政府干預的長期低檔賺取大量外匯。另一方面大財團靠著大量的政治

獻金來控制政府支出按照自己遊說的方式進行建設，這樣企業繳交的重稅等於可以產生外部

效應，在不需要提列折舊的狀況下產生有如資產一般的生產效益。

這一百多年來日本企業跟政府的關係就是如此－商社繳交重稅，換取政府干預匯價低檔與大

規模的公共支出、產業扶植。長期的低估匯價讓日本在1950~1980年代成為世界上最強的代

工國家，幾個大商社如松下、新力、東芝等等出口廠商也因為囊括世界最大量的訂單，而一

躍成為世界級大集團，日本政府為了保持日幣低檔持續大量買進美元並投資美國政府公債，

更讓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

這一切就跟今日中國沒有太大的分別，不同的地方在於日本在這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靠著

終身雇用制這種源自於日本武士的命就交給主君的社會制度，藉由企業以社會責任換取政府

扶植而避免掉中國目前最嚴重的勞工受剝削的問題。因此日本至今仍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小

、最接近均富的國家，而中國卻隨著資本主義開發的過程，因為企業並不是靠承受社會責任

來換取國家補助、而是靠賄絡舞弊勾結官員來鞏固自身權益，貧富差距因此嚴重惡化、成為

亞洲貧富差距最大的幾個國家之一。

也就是說日本企業必須負擔高稅率、超額雇用來換取政府的干預與奧援，這種有如社會主義

一般的國家體制，讓日本在泡沫經濟時代以前成為一個貧富差距惡化不明顯、低失業率、高

經濟成長率的奇蹟。但若是一直保持這樣的體制運作，日本只會永遠當西方國家的代工奴隸

－就像今日的中國一樣。

政府干預的貨幣低檔不但使像國外購買高階技術的成本昂貴、使廠商趨向於保持現有的營運

模式，另一方面還會使資金投資的偏好趨向於收益穩定、風險低（因為政府會持續干預）的

代工業，相反地收益雖高但成本不低、而且風險高的研發創業就顯得毫無吸引力。因此在那

個時期日本廠商選擇的是不斷擴充現有的生產規模更勝於成為技術與規格的領導者，而美國

跟歐盟則是持續靠著將昂貴的技術與符合規格的設備賣給日本，並且購買日本生產的廉價貨

品。

然而過低的貨幣匯價使美國跟歐洲產生嚴重的貿易赤字，雖然進口商與消費者歡欣鼓舞，但

卻讓需要跟日本競爭的中低階出口商苦不堪言、還進一步衝擊了美國市場、讓日本車跟電子

產品長驅直入，使得美國政府決議聯合主要工業國迫使日圓升值。

主要工業國迫使日圓升值的方式便是不再放任日本政府靠著干預市場釋出大量日幣換取固定

匯率，也就是歷史上相當有名的『廣場協議』。在正常的外匯需求下，日本政府可以靠著可

控制的規模釋出日幣來維持匯率低檔，雖然會大規模增加國內貨幣供給，但可以透過金融體

系將這些效果吸收到經濟體可以負荷的程度。但若是由世界各大主要工業國聯合發動政府干

預、大量購買日圓，如此一來日本央行若想維持匯價就必須以讓經濟體超載的規模大量釋出

日圓，如此一來將會使日本產生嚴重的超通膨。

一直到1985年廣場協議之前，一直以緩漲受到控制的日圓匯價，便在五大工業國聯手干預下

迫使日本政府放手升值。一路從250日圓對一美元以隔年192、152、127、的超高速上升。日

本政府可以說是從積極干預馬上轉變為完全放手。當年的日本首相並非完全受制於G5，另一

方面的考量也是希望透過提高日圓匯價讓日本人民的所得大幅度提高、並藉此淘汰完全靠著

干預匯價過活的代工廠商，迫使日本企業正視轉型的問題。

然而日本政府低估大型經濟體劇烈變動時難以駕馭產生的衍生問題、過度放任，造成了日本

1986~1990年的『泡沫經濟』。原本應該用來投資新技術、大規模升級的資金，由於政府並

沒有透過租稅獎勵或是其他形式的引導集中，很大一部分洶湧地流入房地產、股票以及海外

不動產與購併。在當時不止日本房價、地價屢創新高，日本資金甚至讓美國商用不動產也創

下天價。然而這樣放任資金炒作資產終究使日本經濟空轉了五年、終究必須因為資金潮的枯

竭而使泡沫破滅。

然後便是失落的十年－這失落的十年可以說是由過度干預馬上極端放任的不負責任政府、

只看見短期炒作利益而不見長遠投資思維的企業造成的。幸虧升值推動的技術轉型與企業

淘汰非常地有效、讓日本順利在1990年代成為世界主要關鍵技術與高階設備的出口國、避免

了必須跟韓國、台灣以及21世紀的中國繼續打泥巴戰的噩夢。

然而遺憾的是日本企業在泡沫經濟時代開始之前，以豐田為主的出口商曾經痛批日本政府放

手匯率會讓日本毀滅，認為日本政府破壞了他們『繳重稅、負擔社會責任以換取保護』的默契

，因此在泡沫經濟時代這些企業也漸漸開始拋棄傳統的『美德』，不再重視他們應該履行的社

會穩定責任，甚至透過控制政客讓派遣法通過，也就是說日本政府因為打破干預匯價的默契

、不再以過度干預保護換取企業履行穩定就業的社會責任。

遺憾的是日本政府選擇了錯誤的方式－比起派遣法、勞動派遣法這種使企業透過剝削勞工、

破壞社會穩定的法律，降低稅率不但可以使企業擺脫過量的責任（世界最高的法人稅率說是

過量並不為過），更可以迫使政府降低固定投資，在人口成長趨緩、產業將因為轉型使規模逐

漸縮小的階段，保持過去那樣的大量支出便顯得更加浪費，降稅便可以另一方面控制政府降

低過量的固定資產投資。

遺憾的是政治人物為了鞏固選舉的資金來源、選擇了通過派遣法這樣最糟糕的選擇，再加上

居高不下的稅率使出口廠商傾向透過國際財務操作將資金與損益留在海外，使日本失落的十

年更加雪上加霜、持續至今仍不見好轉，而日本國民付出的龐大代價，竟只是為了讓自民黨的

議員選舉比較方便而已。這些積怨正是民主黨以壓倒性數量擊敗自民黨的主因－民主黨不見

得是正確的，但這二十年足夠讓日本人了解到自民黨是失落二十年的罪魁禍首，派遣法不斷

修改卻使社會惡化更加嚴重，更加使民眾確信趕走自民黨是最好的選擇。

民主黨政府比起自民黨更加偏向放任－更進一步放手日圓、計畫降稅以吸引資金回籠，雖然

為了金融海嘯善後而失言沒有控制財政赤字，但原先的規劃便是要逐漸降低赤字與政府干預

。若是民主黨政府能在這些幫企業減輕責任的政策下，將原先交換出去的派遣法收回，便能將

國家經濟導回正途。若能繼續落實執行其政見、將不切實際的政府支出與干預，逐漸轉換為對

民間發展方向的獎勵與引導，就能帶日本從高負債、停滯的泥沼走出。

但這一切有如此容易嗎？一切端看日本民眾對於失落的二十年有多麼深沉的痛苦回憶、不會

因為短期內沒有奏效就向大企業屈服，而且對於大量的公共工程與政府支出的迷信也不是那

麼容易破除，這條破除迷信的路恐怕會走得十分艱辛。

而台灣呢？至今民眾仍然迷信政府過度干預匯價與大規模公共支出，甚至放任企業以剝削勞工

來換取表面上的經濟穩定，甚至將大量收受廠商政治獻金、以過度干預為政見的政客奉若救星

。或許台灣人必須等到自己的國家像日本一樣，成為超過三分之一勞動人口是派遣工作者、生

活越來越絕望與痛苦的時候，才會知道覺醒吧？